守望夕阳

军港春秋  旅顺崛起

旅顺，一部近代《春秋》

一山担两海，一港写春秋。

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

估计除了大连的旅顺，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敢担起如此沉重的话语担子。从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辽东半岛就像一个大张的狮子口，嘴中含着渤海，目光虎视着黄海，遥望着展翅欲飞的山东半岛，而旅顺的老铁山则犹如一尊铁将军，屹立其间看守着门户，不光是两海的门户，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门户。

因为是门户，就不能少了守门神，于是就有了旅顺港。

因为是门户，也就多了是非。是非，不管是多还是少，都成了历史。

历史，有的平淡无奇，就成了野史；而有的则大是大非，于是也就有了《春秋》。旅顺的大是大非则与三个民族的命运有关，她的近代命运则决定了三个民族的近代史，因此也就成就了一部近代《春秋》。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馋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杀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旅顺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不去关注，不能不去追溯。读懂了旅顺的历史，领悟了旅顺的文化，也就明白了中国的近代历史，也就明白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程，也就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旅顺，《春秋》大义

旅顺，现隶属于大连市，是大连市的十个行政区之一，但熟悉大连历史的人都知道，是先有了旅顺才有了大连，旅顺那时候还排在大连的前面，因此新中国后大连、旅顺干脆就合称旅大市，就像武昌和汉口合称武汉一样。直到1981年才改称大连市，这时候大连才走在了旅顺的前面。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船东渡，停泊在将军山下（今天的老铁山），自是这里便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据点。

公元四、五世纪，鲜卑族、高丽句等多个民族展开了持久的争夺战争。

公元612年，隋炀帝三次东征高丽句，旅顺自然又成了中原进军东北最重要的据点。

公元644年，唐太宗派刑部尚书张亮率战船500艘， 兵将4余万人有山东莱州渡海，于此处登陆击败高丽句，改称“都里海口”。

据史载辽、金、元时代这一带因地势险要，如雄狮踞滩，故称“狮子口”。

明代朱元璋命马云、叶旺自山东跨海登陆收复辽东，海上旅途一帆风顺，故改称“旅顺口”，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无边的战乱灾难……

优越的港湾地势……

旅顺，造就了世界五大军港之一。这是一种幸，也是不幸。

旅顺，《春秋》微言

清代，从东北入主中原的满清政府更加重视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开始在旅顺口进行大规模人工建港。1880年，清政府李鸿章在此兴办北洋水师，建军港、修炮台、筑船坞、扎营寨，成为中国政府最大的军事港。

有了港，故事才有了主线，《春秋》近代史也就有了开端。

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的“甲午战争”，同年11月21 日日军侵占旅顺港，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两万多中华同胞倒在侵略者的尖刀下，留下了无可抵赖的罪证—旅顺万忠墓。在这一年，这个地方，中华民族开始了一场与日本侵略者近半个世纪的较量。

1897年，沙俄—一个兴起于欧洲的民族居然也跑到了这里，以一种所谓的“文明人”的行为，借着“调停”的名义，派舰队强占了旅顺口。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的辽东半岛却成了交战的战场，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在这里硝烟弥漫。之后，日本以战争国的名义又侵占了旅顺口。

从这一年开始，从这里开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开始了一步步的惨无人道的屠杀和侵略。一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持续了47年之久。

二战后，苏联出兵中国东北，1945年8月22日解放了旅顺口。旅顺重新获得了新生，中华民族从此获得了新生。

也许真得没有哪个城市的命运可以像旅顺一样，和中华民族的近代命运关系如此紧密。

旅顺，《春秋》别裁

旅顺，一个从来没有安静过的城市，当年她保佑着一支队伍旅途平安的走进她的腹地，可是她却没有给自己带来安静的归宿。

她可能没法安静，上天固定不要她安静。历史的刀光剑影似乎还在眼前闪烁，争取自由的呼声似乎还在耳边铮铮作响。一场现代化的建设战争又开始了，这是一场比任何时代任何战争都要值得纪念的事件。

这一次，旅顺翻天覆地了，旅顺从此站起来了。

东北的建设让人冲昏了头脑，工业化使得东北陷入一种困局，然而旅顺却幸免遇难，也许是几百年的灾难使得她更加稳中了吧？在这场战争中她避开了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自杀性战争怪圈，她是明智的。

在大连市委九届五次全会的《建设“大大连”规划纲要》，旅顺列入了大连主城区的一部分，并把旅顺确定为旅游名胜区、临港产业区、高新技术园区和大学园区。一颗镶嵌在蔚蓝海岸的渤海明珠城，崛起了。

一个美丽的大连不能没有旅顺，没有了旅顺，大连就再也不是大连，至少不是“美丽的大连”。

旅顺，《春秋》正义

历史，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是旅顺成就了大连。

旅顺兴，则大连兴；旅顺废，则大连废。

历史上如此，今天也如是……

社会的进步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工业化的进步带来的是空气污染加剧、江河水变黑、资源日益稀少等恶果，未来的社会发展并不是靠这种模式取胜，坚持这种模式只能是故步自封，杀鸡取卵。

大连，终于清醒了。在工业化污染严重的困境中选择了诗意的生活，提出了“创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的口号，在这紧要关头，旅顺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浪头。

白银山温泉城、西线指挥堡、金海岸高尔夫球场的建设进展顺利；

完成了塔河湾浴场、九头山浴场的升级改造工作；

旅顺蛇岛的旅游专线开通了，目前正在试运营中；

完成了位于旅顺黄金山海水浴场下沉广场的旅顺潜艇博物馆的选址。

水师营兵营园项目规划已通过评审；

……

“全国生态示范区”、“全国绿化达标区”、“辽宁省模范卫生城”等，一个个辉煌的王冠加冕于这个城市；

“大连的后花园”、“渤海明珠”一个个美誉相继而来。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俄战争、中日战争等遗迹为主的人文景观，一个展示中国近代史的露天博物馆，以世界奇岛—蛇岛、鸟岛、老铁山鸟栈等自然、海滨风光为主题的自然景观，构成了8大景区、72 景点、54个文物保护单位和13个滨海旅游度假区。

未来的旅顺，又一部世纪《诗》书，一个“诗”意的生活居住城市。

旅顺崛起，《春秋》正义……

        当你看着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时，看到他们那种悠闲、冷漠而又充满恐惧的神情时，你总是会为他叹息，可怜它、同情它，认为它失去了自己应该有的精神和灵魂，殊不知，这只动物隔着栅栏看到的我们，却是被关在另一个笼子里，他们暗自庆幸：该死的人啊，你们多么可怜，你们整天要被关在一扇门一扇窗内，要么就被关在一个矮小的有轮子的空间里面，为金钱而丧命，为荣誉而妒忌，为爱情而苦恼。

    其实世间万物都生活在一个有形或者无形的笼子里面，遭受着间熬和苦难。上帝看到自己创造的万物肆无忌惮的去斗争，去生活的时候，他让洪水湮没了一切，仅仅将他们留在一条方舟内。当他看到人类开始造通天塔的时候，他将人类的语言高的混乱，截断了人类通往天堂的道路，将人类仅仅局限在天堂与地域之间。也许世间有那么几个人超脱了世俗，冲出了樊笼，畅游于另一个世界。陶渊明杯酒而乐，悠然南山，庄子蓬荜而歌，钓于濠水，阮籍抚琴而吟，卧于竹林。浩浩然，此乐兮，汤汤乎，此悠哉，久在樊笼里，心里已经被尘封，灵魂已经被扭曲，唯一留着道貌岸然的躯壳而已。

如果说自己真是自己的上帝的话，我宁可选择作一只蝴蝶，庄周梦中的蝴蝶。

一章

我一直拥有对你的幻想。

在天地间，我用全部的热情寻找你，却始终没有找到你。

我知道你是一片云，我便将自己化作风。

我想在日落前追上你，看看你本来的色彩。

二章

清朗的天空下起了雨，那一定是太阳雨。

雨的眼色已经很陈旧，我在夕阳里慢慢的走。

其实雨落在心里，心中的你却恍如隔世。

三章

还是去看看沙漠把，看看沙漠里天空中的云彩。

梦幻般的海市蜃楼中有你飘逸的长发，缥缈的天空中好像有一朵盛开的花。

四章

一直在梦里看到你，你又常常离我远去。

而你已然在我的梦里出现，梦里的你又远在天边。

五章

那么些封信给你，告诉你我的心情。

落霞在晚风中已经黯然无光，我的影子在夕阳下独自忧伤。

六章

终于在那条河边看到你，你却在河的那边。

你洁白的衣衫宛如风帆，如花的面颊也很灿烂。

很相对你说一些关于爱情的话，竟想借你的帆飞渡临海。

    人心中如果横亘着一块沙漠，既是有嘴唇也说不出美妙的声音。城市里家家户户门上的猫眼，仿佛进行着永恒的侦探。城市里的生活缺乏一种沟通，不像小时候，乡村的广袤，人与人的情意好像搁在嘴里的糖，融入心头，不时被时光风化。儿时在乡村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长大后会和寂寞泡在一起。只觉得寂寞是古诗词里杜撰的一缕闲情，是仅有诗人才能体会到的悬浮起的味觉和感觉。

    然而毕竟时过境迁，人与人的沟通也有过去的容易变得困难，以至于我每次在茫茫人海中穿梭，都宛如一条跑散了的游鱼。臧天朔前几年曾歌过一首歌曲，叫《朋友》，其中有这样的歌词：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实际上，如今的朋友很难称得上是彼此的彼岸了。

    古书上说，俞伯牙为钟子期鼓琴，两心相悦，一如高山流水。及至钟子期死，俞伯牙不在鼓琴。他们间的友谊可谓刻骨铭心，千决难逢，是广陵散前的一首绝唱。

   只是当代还有钟子期和俞伯牙吗？

   的确，有时候如果真的没有感情的呼唤，那么所有的门口将站着寂寞，而寂寞总不是美的。

      想一想离开了家，一个人在异地他乡已经6年了，这6年来，独自在外漂流惯了，对很多事情的反应也变得迟钝起来，可是唯独对于秋天，我倒格外地敏感了。

      不经意间翻开了日历，赫然写着“立秋”，看着女同事袒露的肩旁，心里默念到哦，秋天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身边的人我们那里十月一号国庆节的时候就下雪了。突然觉得自己的家乡很美，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自豪，不知道那种自豪感来自哪里？

      故乡的秋来得很早，也很突然，你还不觉得，就已经秋风瑟瑟了。小时候，秋天对我来说是最有趣味的时节了。在秋日的某个午后，大人们都在忙着收割庄稼。我便邀几个小朋友去偷乔爷爷家园子里面的苹果，被乔爷爷发现了，然后骂着我们“兔崽子，我找你们家长去，打断你的腿。”总是很害怕，很晚的时候偷偷得回家了，才发现乔爷爷和爸爸正站在门口等我们，门前的小桌子上是乔爷爷提来的苹果，摸着我们的头说，“给，爷爷给你摘来了，树高，以后你们自己小心，不要掉下来了........”恐惧顿然消失，也不吃饭，拿起苹果又跑出去找朋友们捉迷藏了。那个年代里，我们好像很开心，世界太大了，满村子的乱窜，总是无忧无虑。秋天刚到没几天，就开始下雪了，大人们总是忙着摘果子，怕被雪冻坏，我们就在那里扫厚厚的树叶，突然下雪了，第二天大人们都围着炕头喝酒睡觉，我们小孩子觉在田野里乱窜，找兔子的脚印。秋天的雪是不会冻脚的，秋天才是最快的时候。那个秋天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

      到了懂些道理的年龄，我也就很难再看到故乡的秋了。记忆犹新的，倒是高中校园里面的梧桐树。每到秋日，满校园都是梧桐树的落叶。黄黄的，有些凄凉。一阵秋风吹过，黄叶被卷起，在空中抖动几下，便悻悻的落下了。我在想，毕竟秋风的萧瑟难以承重落叶的凄凉，秋风怎么也带不走落叶对根的思念。如我，被风卷起了十几个年头，终于开始想家了。记得当直到了什么是爱，在翻阅往昔的日记时，我看到了当时自己写的一首诗歌，不禁一笑：

      满目微黄，一落召秋深，邂逅红花失意时，吻遍送佳人。

      秋风又起时，我已经在另一个城市。城市很大，周围也认识了一些朋友，但无论如何都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是莫名的孤独的。那里的秋，不像故乡的秋那么个性分明，容易判断。那里的秋与夏多少有些暧昧，让你分不清到底什么时候夏天就结束了，而秋天正悄然来临。在一个秋天的时候，我穿着风衣走在学校的小路上 ，感觉自己就像个套中人，这个秋天里我们长大了，再也不会去偷人家的苹果，再也不会趴在你土地上去弹那个玻璃球，然而没有了这一个的时候，我却学会了爱情。开始学者写情书，开始学着在失意的时候喝酒，学着吞云吐雾的抽烟.......那个年代的秋天总是喝酒的场面，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喝酒划拳，然后几个认为在宿舍里看着那些搞笑的喜剧电影，漫无边际的淡着自己的理想？那个秋天适合很多的朋友一起过来的，我忘记了那个秋天什么时候开始落叶的？忘记了那个秋天是什么时候开始下雪的？

      又是一个秋天了，当我告诉同事们，我们那里已经下雪了，他们都怀疑的看着我，我愣燃了，看看女同事们还袒露着肩膀，秋天真的来了吗？可是为什么我的记忆中的秋天总是会早早下雪了？

      每次给家里打电话，我都问爸爸，那里天气怎么样？下雪了吗？爸爸总是说，天气很冷，我们穿毛衣了。我的脑子里面就开始浮现出一幅情景，一群孩子正趴在地上弹玻璃球，小手冷得红红的..........一个很晚的夜晚睡不着觉，给一个大学的朋友打电话“你在干吗？最近好吗?”那边却告诉我“老韩，好想和你在一起喝酒阿.......”心里酸酸的。在这个秋天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一个孤零零的走在江边的小路上，抽着烟，秋天难道真的就是孤独的吗？很久以后，在这个地方，我发现自己竟渐渐地对秋的到来都迟钝了。只是那么简单的一声：“呵，秋天到了，秋天竟这样到了。” 

       窗外的秋风又起了，瑟瑟的，带着细雨。我在想，此刻，在窗外，在这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肯定有很多被秋风卷起在空中抖动的人吧；我在想，此刻，这些人，一定是在踟躇着什么吧。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他早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 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家世渊源

　　王氏家族的先世祖籍开封。《宋史》有王氏先世王圭、王光祖传，远祖王圭、王光祖、王禀、王荀四世，均以战功显赫，其中王圭、王禀及王荀死于国难，尤以王禀于靖康元年，在太原抵抗金兵，守城御敌而殉国，是一位勋绩卓著的抗金民族英雄。王禀之孙王沆随宋高宗南渡，袭安化王爵，赐第盐官，遂定居于此，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到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已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海宁旧有安化王祠，始于明弘治年间，嘉靖壬子年毁于火，后又重建，移之邑治之东，今旧祠已不存。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赐第盐官的王沆，在海宁受到当地人民的长期敬仰。王国维对此也深感自豪，撰有《补家谱忠壮公传》。

                治学活动及主要经历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旧历丁丑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自1877年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读农学社及东文学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主要是在海宁故乡度过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字与言，号莼斋，早年读书并习贾于茶漆肆，贸易之暇，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治学精进不穷，尤于书法、画理用力最勤，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它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聪颖好学。1883年，他七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1892年，王国维入州学，名在第六十余名，同年赴杭应府试未取。1893年，又赴杭应科试不第，1894年赴杭州考人崇文书院。他自从考入州学后，并未用主要精力准备应试，而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的兴趣。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至1897年，他在同邑陈枚肃家任塾师时，很不安心在家乡为人作家庭教师，由其父为之请人推荐留洋学堂，向往出国留学。

　　1898年正月，王国维由父亲王乃誉亲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学的航程，由水路抵沪，入《时务报》馆。二月，入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其时在《时务报》社师事维新派人士欧榘甲，在东文学社从师日本教师藤田八丰、四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兼学英文及数理等。是年戊戍变法，六君子遇害，王国维深感不平，“颇有扼腕槌胸、搔首问天之慨”（据王乃誉《日记》）。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于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因病于次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由东京返国抵沪，五月返家养病。八月后，赴武昌农学校任译授。王国维的编译工作，始自王氏在东文学社时期，日本留学后，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他从1898年到上海（时年二十二岁），至1906年三十岁其间，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此时他以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此外王国维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三十岁以后，转治文学。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他与罗振玉一家相邻居，平时互相切磋，往返论学，协助罗氏整理大云书库藏书，得以尽窥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学力乃骎骎日进。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之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间，王国维有感于时局动荡和清王朝灭亡，结合人生体验，有诗作问世，编定诗集《壬癸集》。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安定，学术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只因生计问题，有同乡邹安邀其返沪，为英国人哈同编《学术丛编》杂志，他不愿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遂于1916年回国。在哈同“广仓学窘”《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参与编摹《浙江通志》，为江南著名藏书家蒋汝藻编《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等。并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土、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同时他自身的学术也更加精进，学术成果丰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论殷周、释甲骨、释钟鼎，处处卓绝，语语精到，皆出自己心得、发明和独创，对古代历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自沉，终年五十岁。8月14日葬于清华园东一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清华大学有王国维纪念碑，至今仍存。1960年1月清华大学因基建迁其棺于北京福田公墓，一九八五年八月树碑，由著名金文专家、受业弟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戴家祥撰碑记，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碑文。北京市文物局十分重视王国维之墓的修缮工作，投入资金及人力，于一九八五年修复。座落在观潮胜地浙江海宁盐官镇的王国维故居，亦于一九八五年修复，被定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中外学者和游人观瞻。

王国维娶莫氏，生潜明、高明、贞明。莫氏故世，继室潘氏，生子纪明、慈明、登明，生女东明、松明、通明（早殇）。

　　　　　　　　　　　　　　学术贡献及著述

　　王国维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治一门，通一门，造诣至深，且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超越前人和时代的成绩，王国维学术思想和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巨大影响，享有国际盛誉。”“确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以通人之资，成专家之业的思想家、大学者”，虽然，他“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各种创作、考释、校注、跋论、专文等，其中许多论断，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证明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不易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敬仰。”（《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集、第三集前言）。

　　王国维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他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综合比勘。将甲骨资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参证，在历史地理、古代祀典、制度、古文字辨析、甲骨断代、甲骨缀合研究诸方面均有创获，对学术界有巨大的影响。他在对殷王世系的考订中取得了卓著成果，所作《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是研究商代历史最有贡献的著作，这不仅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最大成就，亦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他根据卜辞中的地名与古文献相印证，撰成《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运用文献和金文资料写成《三代地理小记》、《鬼方昆夷猃狁考》、《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说耿》、《说殷》等论文，进行了包括都邑在内的古代方国地理研究，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还对殷代的祀典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著有《殷礼征文》，提出的一些重要论点至今仍确切不可易，他对殷代礼制的研究成果，对启发后人研究殷代文化制度有很大的帮助。所作《殷代制度论》，则运用甲骨文与古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变。其研究方法为他首创之“二重证据法”，已成为后人疏通证明古代历史的科学方法，至今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王国维在史学研究方面，不仅是中国应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和解释中国古代历史的创始者，而且，他还以“熟于两汉史事”著称，他与罗振玉合编《流沙坠简》，从事两汉、晋屯戍诸简的考释工作，他在秦汉史研究中着重于考订史事及对汉郡的考释和西陲古地理的考证，主要著述有《秦郡考》、《汉郡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东部侯官考》、《流沙坠简序》、《汉魏博士考》等。他在唐史研究方面，第一个据唐写本考证唐史，在职官制度、均田制及其他史事考订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著名的韦庄《秦妇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一首韵文叙事诗，因讳曾长期不传于世，经王国维据《北梦琐言》及用残本互勘，才得以复传。他还证补唐史，填补了两《唐书》的空白。

　　王国维在匈奴史研究方面，根据古器物和古文字的考释，研究各族名称的历史演变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就匈奴的族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殷代的鬼方是匈奴的族祖，他从古器物、古文字考出其族源来自鬼方、昆夷、猃狁，其考订论证详细、精审，匈奴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鬼方昆夷猃狁考》及《西胡考》、《西胡继考》，广征博引古文献及钟鼎彝器铭文，研究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史，对研究匈奴族源、职官、文化制度及其与汉族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学术界至今仍有深远影响，成为后人借鉴的宝贵文献。

　　王国维对蒙古族史和元史的研究，着重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考订，依据史藉及其他有关资料进行精审的校勘和分析，并作精辟的考订，对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存在及发展进行研究。他考证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并未局限于元史，他认为蒙古族的崛起，与契丹、女真兴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将蒙古史与元史、辽史、金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研究元史，校录了唐宋以来古行记七种，每种都搜集了两种以上版本进行校注，在校注史籍的同时研究蒙古统治者与汉族经济文化的关系，研究蒙古族的早期发展及流变。他考察史料，撰写专著，撰《耶律文正公年谱》、《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元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蒙古史扎记》、《鞑靼考》（附鞑靼年表）、《荫古考》、《黑木子室韦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金界壕考》、《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还编辑了蒙元重要史料多种，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国维还长期致力于古代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的研究校勘，他掌握了《水经注》宋刊残本及明清以来的主要版本和抄本，不仅对《水经注》本身进行了精审的校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对版本、抄本的因袭、源流、翔实程度的研究，使他在考释古器物、古地理，研究殷周秦汉历史，尤其是在西北史地和蒙方、元史研究中对古地理问题，更得心应手，驾轻就熟。

　　王国维在早期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研究哲学，他认为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可爱者不可信”，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纯粹之美学”，而严复介绍的实证论则是“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王国维作为科学家，倾向于实证论，但他又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哲学学说。近代两种哲学思潮的对立也反映在王国维的哲学思想上，这种矛盾体现在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中，表现为既有对思辨哲学（他称为“纯粹之哲学”）的酷嗜，又有尊重客观的知识的实证精神。他能用实证精神对“概念世界”进行反思，并从哲学高度总结治学方法。他在分析批判传统哲学范畴和自觉运用实证方法方面，有其独特的贡献。蔡元培曾说：“王氏介绍叔本华与尼采的学说固然很能扼要，他对于哲学的观察也不是同时人所能及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王国维攻治哲学的成果，一部分已收入《静安文集》及《续编》，另有32篇发表在（教育世界》的论文，其中哲学总论2篇，中国哲学10篇（皆为论文），西方哲学20篇（论文6，传记14）（今人谭佛雏先生辑有专集《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

　　王国维治美学、文学，与其治哲学并重，他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他向国人介绍荷马、但丁、莎土比亚、拜伦、斯蒂文森、歌德、席勒、黑贝尔、托尔斯泰等外国大文学家。他还研究中国文学，写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其“境界说”等美学、文学理论，则将中西美学、文学思想“化合”，影响深远，他提出的“成大学问、大事业之三境界”内蕴深邃，至今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所作《红楼梦评论》，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论述《红楼梦》诸问题的重要论文，在红学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突破性的重大意义。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独持风格，其《人间词》115首，长于抒情，风格多样，且含哲理，思深感锐，显现其睿智、敏感之灵光，清邃隽永，是他将其美学、文学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晶。

　　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典戏曲史，达到了前人未有的高度，郭沫若曾指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末元戏曲考》）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壁。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后学。”王国维把他深厚的学术根坻及中国文学的修养，同西方先进的戏剧文学理论、科学缜密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第一次揭开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勾勒出宋元戏曲发展史的轮廓，为戏曲史研究积累了系统的资料，把戏曲艺术提高到历史科学的范畴，在文学史上为元杂剧和南戏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他著有八部关于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专著，其研究成果，令世人瞩目。

　　王国维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站在维护新学与西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倡导引进西方思想，通过改革教育来振兴中华的热望。他提出了关于教育宗旨、知识论、高等教育、学校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尤其是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培养完全人格的体、智、德、美四育的教育主张，还提出了“完全之知识”的论述及师范教育、高等教育方面的论述，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及教育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教育学论文及关于教育学及教科书的译著，主要发表在《教育世界）。

　　王国维在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期在学部图书馆任职时，积极介绍了国外新兴学科辨学（即逻辑学）、心理学等，编译英百科全书条目中所收《世界图书馆小史》，此译作被收入学部档案珍藏；他在介绍图书馆史的同时，还系统介绍了图书馆学概论及上古、中古、近世期图书馆的发展演变，尤其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图书馆，美国、英国的图书馆及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图书管理法。在晚清时期的中国，王国维积极介绍国外图书馆的概况。其译作虽然30年代才公开发表，但译成后于内部流传，有一定影响，在三十年代，也作为图书馆学的一部重要学术译著，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王国维作《库书楼记》、《查他山文集》、《敬业堂文集序》、《传书楼记》，记述清内阁藏书概况及北宋、明代至明末私家藏书之演变，是研究中国图书馆史宝贵的文献资料。王国维对目录学有深入的研究，曾遍校历史上重要的目录学著作，还编撰目录学著作，亲自纂目录、编索引，撰《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发前人所未发，填补了版本沿革研究的一大空白，他还勇于革新创造，其所校所勘所撰，言之甚凿，论说精当，在目录遗产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校勘古籍，所批所校书目190多种，所校诸本，皆成善本，大多为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所珍藏，以传后世学人。

　　王国维生前著作六十余种，他自编定《静安文集》、《观堂集林》刊行于世。逝世后，另有《遗书》、《全集》、《书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遗著、佚著多种。